李永林 著

　　镇江周氏亚鸣，书生意气，是当代生机盎然的新文人画家。这生机，固然是从他的笔下毫端流出来，从他这些年那些漂亮精采的画上看得出的。不过，我在这里特别想讲的，是最近我见到他的感受。他是从镇江临时有事过来北京，那是十月金秋的一个上午，我正在胡石的画室两个说事，他就忽然从门口进来了，爽朗的笑语，浅色的褂子，带进来的是一派阳光灿然的气息，我们都为他所感染。他可以感染你，空气都变得快乐起来。也许，然后，才能转回去谈论他的绘画，他的艺术所产生的感染力。

　　站在中国绘画的角度，对一个画家来谈生机这个话题，自古以来都有常新的内涵。因为每一个生命以及与这生命息息相关的人文造化，都是那么的丰富多彩，变化无端。所谓生机，就是在这生命过程中、在神情并茂间最动人、最跳宕的契机，是早春二月柳条上细芽吐露时所散发出来的那种翠嫩的清新，是古刹松庭间幽色泉涌所流溢出来的那种按捺不住的渊源。于是，在“师造化”的层面，自然的生机与花枝山林间细微的神色情态，殊为世人所感念。宋人范镇《东斋记事》卷四称宋初剑南赵昌“每晨朝露下时，绕栏槛谛玩，手中调采色写之，自号‘写生赵昌’”。苏轼在题赵昌画作的诗中有句曰：“古来写生人，妙绝如似昌；晨妆与午醉，真态含阴阳”。现在仍然在中国美术馆展览的法国印象派画展上，似乎能够让画笔下空气都可以颤动起来的莫奈，这个法兰西大师的“晨妆午醉”、“真态阴阳”，还在不断感动着许许多多的中国观众。无疑，这是艺术生命真挚的寄托与真切的激赏。

　　然而，话题的又一个层面，是欧阳修、米芾一流文人的另一说。欧阳修《归田录》卷二评赵昌画曰：“昌花写生逼真，而笔法软俗，殊无古人格致，然时亦未有其比。”米芾《画史》则哂曰：“赵昌、王友之流，如无才而善佞士，初甚可恶，终须怜而收录，装堂嫁女亦不弃。”

　　显然，在欧阳修、米芾眼里，以士大夫文人援书入画、落笔即古的要求而言，赵昌殊无古人格致，无才而善佞而已，前面所列赵昌的一切优点长处都没有了意义。吁，当然，就花鸟画写生之生气、生意而言，赵昌为世人所宝，固亦在情理之中。东坡为人宽厚，受人之请，为之题画，难免避重就轻，不难体察。欧阳修尽管看不上赵昌的“笔法软俗，殊无古人格致”，倒也承认他“时亦未有其比”。即刁钻如米芾，亦云“终须怜而收录，装堂嫁女亦不弃”，不禁令人莞尔。

　　近七八年，我与亚鸣往来很多。以我对他的艺术、对他绘画观的了解，我想他对于中国画生气、生意的理解和认识，是绝非满足于“写生赵昌”的。赵昌写生之“晨妆午醉”与“真态阴阳”，并不能代替授书入画、落笔即古。此所谓“书”，其一，是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之书。谈文人画而不及诗词书卷之气，正无从议论；其二，是“世之人多谓善书者往往善画”之书。北宋郭氏《林泉高致》云：“笔与墨，人之浅近事。二物且不知所以操纵，又焉得成绝妙哉。此亦非难，近取诸书法，正与此类也。故说者谓王右军喜鹅，意在取其转项，如人之执笔转腕以结字，此正与论画用笔同。故世人之人多谓善书者往往善画，盖由其转腕用笔之不滞也。”元人杨维桢《图绘宝鉴序》于书、画之分合，以及士大夫书之与画的沟通，论曰：“书盛于晋，画盛于唐。宋，书与画一耳。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，其画法即书法所在。”以上两端，正是文人画“落笔即古”的前提，也正是亚鸣深得东晋“好读书不求甚解”的陶渊明“此中有真意，欲辩已忘言”之趣，读书不学究，不拘泥，如我以前印象里面他的画上题句，多好作长长短短的散曲小令。不过，最近他五言七言的题画诗似乎越来越多见起来，反映出他用功于诗词的新努力，如他在《杂记》中有云：“练字造句必须讲究，毫不含糊，严于律己，于字里行间百般挑剔”。关于书法，长年不辍的修习，使之成为亚鸣突出的长项，其笔法之点、勒、努、转，皆极敏感，滋养其画甚多。他书法艺术波磔起伏的特征，把七分烂漫三分娇漫的品性，从绵密的毫端自然体贴地流露出来，赋予画中花枝禽鸟以生意情态，无论游走扑腾的野鸭，还是雨露颤然的芍药，如其《杂记》所云：“抓住笔性，则有生机”，由此也构成了他绘画中特别自信乃至自在的精神气质。

　　也许正是因为重视以上这些力追古意的文化艺术修养，亚鸣于画之古法，有坚毅的信念与阔达的体认，既不以为诟累，亦不以为疑惑。《诗》云：“周虽旧邦，其命惟新”。期间的要害，在我看来还是在于他把生机与信而好古的人文修养、艺术生命交融一体，并且在自己的一呼一吸之间，细微真切地体会到了这生机的快乐。且无论古今，无论晨妆午醉，自家不欢喜，为人何苦来着？好了，他才会在《杂记》中记下画山水如此的感受：“次日晨，收心静虑，细心收拾，又现生机，很是欢喜！”

　　这就是最近一段时期，亚鸣其人其画给我的启发，亦可引以为一评。

　　(文章来源：艺术家提供)